董绍新讲述家风故事。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溪 摄）

    12月21日，湖北省档案馆举办的“红色讲堂”第四讲暨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（湖北）开幕活动在汉举行。董必武之孙、中国国史学会理事、安徽省新四军革命传统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董绍新以“爷爷董必武留给我的人生财富”为题，讲述了董氏家风教育理念。

湖北日报客户端、湖北日报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，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全程同步直播，全平台观看人次超过40万。

典当皮袍，创办了“党史上最牛中学”

地处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，其前身就是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于1919年共同筹办的私立武汉中学。

“当年，爷爷怀着唤起民众，打倒列强、铲除军阀的宏图大志，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，将典当来的二十元充作了办学经费。”董绍新介绍，武汉中学大门口处矗立着的董必武雕像背后，刻有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：朴、诚、勇、毅，是董老当年亲自拟定的私立武汉中学的校训。

“朴就是朴素，也就是艰苦朴素，诚就是忠诚、诚实，勇就是勇敢，毅就是要有恒心、毅力，能够坚持。”董绍新饱含深情地说，“朴、诚、勇、毅”几个字，既是武汉中学的校训，也是董家人恪守至今的家风。

1920年3月，“私立武汉中学校”开学，第一期招考两个班，学生共100多人。三位中共一大代表，董必武、陈潭秋、李汉俊都曾在此任教。

1921年7月，董必武、陈潭秋参加中共一大后，就以武汉中学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，秘密在师生中发展党团员，在学校建立党和团的组织。

此后一段时间，湖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，都与武汉中学直接或间接有关。武汉中学也被称为“党史上最牛中学”。

“在爷爷的精心培养下，武汉中学有36名学生宣誓入党，成为了我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的中坚力量。”董绍新说，这36个学生绝大部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，最后只有一个人见到新中国的成立，他就是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詹才芳。

勤俭节约，“少给国家和人民增加负担”

“每一个在爷爷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，对他在生活上的简朴和节约为无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董绍新介绍，董家有一把很奇特的椅子，由一个旧转椅改造而来。

“那把椅子是刚进城时分配给爷爷的，几次搬家，工作人员都想给换一张新的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由于用的时间太久，转轴松了，坐上去不稳固。出于安全考虑，他就让人拆了底座，用木头做了四个椅腿，他一直坐到了逝世前。”在董绍新的印象中，关于爷爷生活简朴的事情举不胜举。爷爷日常练字多是用废旧的报纸、日历纸，甚至是观看演出带回的节目单，他练字用的毛笔用得多了，笔头掉了，他就用桃胶粘上，用细线或皮筋扎住，坚持再用一段时间，当时我们的国家物资匮乏，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做到物尽其用。

董必武抱着孙子董绍新。（董绍新供图）

1972年冬天，董老身患严重的肺气肿，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。当时他正住在医院里，工作人员担心他长途旅行，身体支持不了，提议坐飞机去但是他坚持要坐火车去，并且严肃地说：“这对我来说，是个原则问题。”

“他的原则，就是要节约，尽量少给国家和人民增加负担。”董绍新说，董老详细计算了坐飞机要消耗的油量，耐心地教育大家说：“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，油产量还不多，坐飞机要消耗很多油。而在火车上挂节车厢，既不影响铁路运输，还可以沿途看看祖国的大好风光。”

教导子女，不能搞特殊、谋私利

1956年，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，正逢国家机关干部级别调整。

“我奶奶1933入党，是一位老红军，当时也在最高院工作。在人事部门拟定的提级名单中，有我奶奶何连芝的名字。”董绍新说，董必武看过名单后，对其他同志提级表示同意，提起毛笔唯独把何连芝的名字勾掉了，还特地找有关同志强调说：何连芝的级别不要提了，还是先提别的同志吧。

1969年，董绍新的父亲董良翮高中毕业后，面临就业问题。那时候，年轻人最向往的是到部队参军，其次是到工厂当工人，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，因为大部分青年人都要去农村插队劳动。当时，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。但他态度鲜明地表示：“干部子女不能特殊，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！”

按照父亲的要求，董良翮报名下乡，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。半年后，董必武听说当地党组织要发展他入党，立即致信当地党组织：“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这样快地吸收他入党，一定要让他再磨炼一个时期才好。”

“写信后，爷爷还是放心不下，又要奶奶亲自去晋县向当地同志再三强调，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是干部子女就讲情面，要严格要求，只有真正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，才能吸收他入党。”董绍新说，董必武经常告诫家人，做工作不是为了做官，而是要为人民大众谋利益，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，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；决不能把革命、入党当作为个人谋利益的手段。